这两年的会议背景有所不同，在新一轮国企改革推动下最初的两年，如何贯彻落实最新的发展改革部署，是一项重要的任务。
提高核心竞争力，增强核心功能，是国企改革的核心目标。就此，全国的国有企业都在积极行动，认真思考本企业如何在这个命题下寻找自己的竞争力源泉，探索自身的功能特征。这几个月来，我们接触到一些来自省属、市属国资的企业朋友，他们提出一个共同的问题：
“我们公司和中央企业及其子公司相比，规模差距很大，发展情况差距也很大，好像他们是第一世界，我们当中有不少还是第二梯队，甚至是第三世界。”
“中央企业正在进行的改革，效果非常明显，我们都在学，但是总有一种感觉，这些央企老大哥今天的改革措施，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是大马拉小车，没法直接套用。”
“我们的改革发展状态，有些还停留在他们十年、十五年前。”
“比如他们在争创世界一流企业，而我们企业，别说世界一流，就是全国一流，行业一流，也有不短的距离。”
“再比如他们提出要在功能上突出产业引领、科技创新，我们这个企业，在产业链中的地位，至多就是支撑保障，怎么能够实现引领呢？”
地方国有企业，有明显不同于中央企业的特点，同时，三十个省区内部，也有各自的特色。在此背景下，如何能够更有针对性的落实提高核心竞争力，增强核心功能的要求，推动对症施策，实现药到病除？就此，知本咨询初步做了一些思考，提出两个方向，和大家分享讨论。企业资产规模、收入规模大，不一定说明自己有核心竞争力，更不能说自己强，但是反过来说，如果一家企业生存发展了几十年，依然是一个行业中的小不点儿，那这家公司肯定不强，也没有竞争力。对于承担着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重要责任的国企来说，更是如此，发挥好稳定器、压舱石的作用，没有规模，无足轻重，肯定是完不成任务的。2022年，全国国企资产规模大致340万亿，其中地方国企占230万亿，约三分之二，猛地一看是可以的。但是，如果将这个数据除以30，得到平均每个省份国企资产的金额，也就是大致接近8万亿，再和很多央企进行比较，就能看到地方国企的规模差距。以陕西省为例，2022年全省国企总资产大致为6.7万亿，略低于全国平均，省属一级国企31家，我们如果把6.7万亿平均到每一家，数字就会进一步大幅度缩小。目前在地方国资监管体系当中，一个省的全部国企是分布在省属国资、市属国资、县区国资三个以上层次，也就是说一个省的国企资产统计数字，还要横着再除以三。如果再这样一除，单体企业的规模就会更小。
比如，在陕西省的范围内，省会城市西安市的市属国有企业，2022年资产总额接近5900亿，比例接近全省10%。陕西省的6.7万亿国企业资产，是由省属企业加上西安市、宝鸡市、咸阳市等10个地级市的市属国企资产加和组成的。
继续向下看，西安市的5900亿国有企业资产，不仅是西安市属企业的资产，西安市一共有11个区两个县，也有本级的国有企业，比如其中有个莲湖区，该区提出的2023年区属国企资产规模突破610亿元，大致是西安是国企资产总额的10%。按照西安市莲湖区的国企资产数据，全区企业一共600亿资产，如果有十家八家以上的企业，那么每家企业的资产规模就是几栋楼的规模了……知本咨询认为，这是在省、市、区三级国资监管格局下，地方国企呈现出的分层、分散、分离“三分”现象。分层，是地方国企划分为三个及以上的归属类型,省、市、区（县）分别监管，各自发展；分散，是地方国企由于历史发展、区域特点，企业业务和资产规模出现小企业多、散点分布多；分离，是由于国资归属原因，一些同类业务在省、市、区各个层面都有国企开展，业务的整体性被切分。分层、分散、分离，是地方国企在国资监管体系持续优化过程中，需要解决的课题，也是地方国企提升竞争力的基础问题。先说“一下”，建议各省全面深入分析本省多级国资管理的特点，本着压缩层级，提升国有资本布局的规模化、集聚化目标，首先将区县一级国企上收合并，将三级国资优化为两级国资。2018年，云南省提出县级原则上不再保留国企，就是类似的思路。再说“一上”，要加快省内省属企业、市属企业一级的同类业务整合重组，将省内相关业务规模聚合放大，提升竞争力，减少省内竞争。2022年，陕西省和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融合重组，成立陕西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，就是这样的例子。近些年来，各省都重视并强化了本省国企集团的横向战略性重组整合，有效改变了在同一级国资层面上的同业竞争、业务分散等状态，我们认为在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阶段，需要在纵向国资国企监管和国有资本布局领域，加大力度，更好的解决分层、分散、分离“三分”问题，进而推动地方国企做强做优。这看似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，我们在这里一起说，是因为它们背后有着类似的改革逻辑。近期我们和一些省份市级基层国企朋友讨论，他们反映目前本地区的国企，大致分类这么几类：第一类，提供公共服务为主的公益性企业，比如水暖气、公交企业；第二类，本地自然资源的开发型企业，比如矿产、土地、旅游企业；第三类，过去多年为本地经济发展而成立的融资平台类企业；在这些企业当中，多数都属于和当地经济发展、社会安定有重要关系的，所以无论是从当地行政主管领导和部门，还是从国资监管角度，都高度重视，在一些地方，这些国有企业也是地方推动经济发展的抓手和棋子。在此情况下，市场化经营机制所依据的前提和基础，也就是企业的独立市场主体地位，在一些地方国企层面，实施遇到障碍。可能是地方发展战略目标和企业经营目标发生冲突，也可能是行政命令式管理替代了企业经济决策……外部市场机制的欠缺，也进一步迟缓了企业内部有效治理机制的构建，市场用人的完善和激励机制的优化。地方国有企业的三项制度改革任重道远。这些是一些地方国有企业面对的企业市场化机制环境。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现象：一家国有企业，应该以全国和世界市场为目标发展？还是首先以本省本地市场为目标发展？如果简单从理论角度思考，这本就不应该是个问题，我们追求世界一流企业，肯定是中国一流、世界范围。但是，放到一家具体的地方国企层面，这个问题就显现出来！！！国有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，就要到其他省份去发展，就可能去其他地方开展经营，进行投资，这个时候，作为本地出资人的代表，就要考虑这是本省本地的资本，把钱花在其他省区行不行、值不值，允不允许……这是一种正常的思维，已经在不同的地方，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。对于自己的企业离开本地去外地投资发展小心谨慎，那对于吸引投资，吸引外部企业的地方，应该会更高兴、更积极一些吧？对于外部来的企业，那些本省、本地已经有国企在经营的行业和业务领域里的同行，会认为他们的到来，会减少自己的生存发展空间，可能用各种方式通过主管部门反映，“资源先留给自家”、“机会优先自己企业”等等的声音将很多。由于地方国资的行政区域划分，导致了地方国企的出资人利益结构也是切分格局，本省、本地的局部利益考虑，和企业全国发展、全球布局的市场发展要求之间，产生了冲突和矛盾！好了，现在我们把刚才讲的市场化机制环境再拿回来，和企业的全国化发展决策一起看，大致能够感受到，它们两者背后，其实是一个共同的逻辑：核心是企业的关键性决策功能，在出资人利益行政切分的背景下，受到直接和间接的制约和影响。本地利益、局部利益和企业利益、全局利益产生冲撞。这种制约和影响，从短期看迟缓了企业的市场化机制建设进程，从长期看封闭了企业成长空间。这就好像一个棋盘，中央企业可以自由落子，全国发展，充分市场化，而不同地方的国企多数只能在本省、本地的小区域、小方格里，在行政区域分隔的竖井里发展，成长的天花板非常明显。从近期入手，地方国企的改革，要从强化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入手，形成若干的规则和机制，比如：第一，明确要求地方行政部门不得干预企业的正常经营，不得用行政手段代替或者干扰企业科学决策；第二，对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发展控制和债务管理等工作，要和对本地国企的正常监管分开，实现行政与市场分开，建立防火墙；第三，明确要求地方不得设置市场范围和区域的隐形篱笆，对本地企业到外地投资发展，以及外省企业本地投资经营，全面开放，为真正建立统一大市场做好铺垫。从远期着眼，要建立地方国企发展的全国一盘棋管理机制，确保企业利益、地方利益、全国利益有效统一起来。首先，就像建立全国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统计机制一样，完善不同省区国有企业相互投资和贸易经营的统计体系，建立新的绩效考核方式，对于本地企业外部发展产生的业绩，和区域GDP，在本地考核中进行考核和统计。鼓励各省之间打开本地市场和相互投资之门。其次，跟我们今天第一部分建议一样，要着力优化地方国资省、市、区（县）三级管理架构的格局，从下向上，减少不必要的管理层级，一方面聚拢上收基层国企，实现国企资产和资源的集中，另一方面也大幅度减少国资监管一盘棋中的横竖线条分隔，让国企有更大的市场化发展空间。1月12日刚刚结束的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，提出“要强化落地见效，紧紧围绕服务国家战略深化功能性改革，在更大范围、更深层次推进国有资本优化配置，紧紧围绕激发活力提高效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，紧紧围绕任务落地见效完善改革推进机制，优化改革进度跟踪和评价体系。”更大范围、更深层推进国有资本优化配置的任务已经明确，下面的工作，就是如何针对地方国企分层、分散、分离的“三分”问题，以及强化市场主体地位问题，展开具体的部署安排。提高地方国企核心竞争力和核心功能，到了新一年最重要时刻，开展一上一下、一近一远的综合改革，可能是一条可尝试的前进道路。
